是否提高最低工資此前一直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爭論的焦點。直到今年初總統奧巴馬繞開國會簽署行政命令，將于2015年1月1日正式把聯邦雇員的最低工資由目前每小時7.25美元提高至每小時10.1美元，上調幅度約40%。

提高最低工資到底會保護工人福利還是會使低收入階層失去工作而進一步損害其福利，一直充滿爭議。一直以來，經濟學家、商會、餐館協會和工會等不同組織都對此議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從未有過共識。

圣達菲在10年前就開始實踐提高最低工資的行動。但如果以為10年的時間已經足以讓這個城市得出一個無可辯駁的結論，你仍然會失望。

在圣達菲要求雇主提高最低工資最關鍵的幾年里，經濟學家們駐扎于此進行實地研究，最終認為：難以判斷。在一個龐大又持續變化的市場機制里，單從一個小樣本里試圖梳理因果關系被證明是異常困難的。

在這個超過7萬人居住的歷史小城里，高達10.66美元的最低工資帶來了真正的益處嗎？答案和十年前一樣曖昧不清。

十年之功

圣達菲目前實行的最低工資在全美排名第二高，僅次于舊金山（西雅圖每小時15美元的最低工資規定還未實現的前提下）。2004年，圣達菲關于最低工資條例生效后，某些收入較低員工的時薪從5.15美元漲到了8.5美元，增長率高達65%，這是歷史上最低工資最激進的一次調整。

此后該條例開始逐漸擴大應用范圍。從2002年最開始時候只適用于市政人員以及合同工，到2004年時擴展到所有雇傭超過25個員工的私人企業，再到2007年，這項條例進一步擴展到了全市所有的商業雇主。

“商業被廣泛地包括了進來”，新墨西哥州大學商業和經濟研究處主任瑞內斯稱，該處做了大量關于最低工資的研究。圣達菲本地商會則一直在追求尋找一個工資上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最早條例頒發時那種關于工資爭論的激烈情緒也已經消散了。

無論好壞，圣達菲周邊的郡縣也都紛紛緊隨其后，在年生活成本持續增加的現狀下，又將每小時最低工資再度提高了3美元，都達到了圣達菲每小時10.66美元的限額。

在新墨西哥州最大的城市阿爾伯克基，以及南部一小時駕車圈內的城鎮，最低工資也已經漲到了每小時8.6美元。一些條例還都以這樣或那樣的辦法，將醫療福利或者育兒等福利也與最低工資進行綁定；同時還規定即使是那些靠小費或者傭金賺錢的員工，同樣適用最低工資保護。

“至少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天沒有塌下來”，圣達菲市長岡薩雷斯·哈維爾稱，“之前預想到的凄慘前景并沒有發生，當然最低工資同樣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良藥，既不會立即生效更不能獨力拯救經濟。”

數據上看，失業率沒有什么改變，依然比新墨西哥州其他地方要低；營業稅在衰退之后已經從低谷中慢慢回升；新店開張數目也和往年沒什么差別，起起落落總是在每年平均600家左右；那些在本地服務業工作的低收入群體就業數量也保持穩定。暫時還沒有最新消息來觀察失業救濟數量是否有改變，但此前數據證明同樣沒有什么明顯的改變可以和最低工資政策掛鉤。

眾口難調

至于各人感受到的切實效果，則更是差異極大。

有些本地居民認為得益于最低工資限制，他們現在可以減少幾份兼職和家人多呆一些時間；又有一些人則焦慮地聽到很多本地雇主已經取消了加班和許多福利，一些商業甚至倒閉或者移到了別的地方。

那些致力于幫助殘疾人找工作的非盈利性組織十分受挫，因為雇主現在想要多花的每一分錢都能有回報。另一個不詳的跡象則是許多高中生被每小時10.66美元的報酬誘惑，拋下書本去打零工，2007年的一項調查就提出最低工資限制會產生這一問題。

本地建筑商們也很不愉快。最低工資上漲帶來的勞動成本升高，讓本地建筑商在對一些項目展開競價時被來自外地的建筑商擊敗，生意大受影響。

不過市長并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認為把生意流失歸結到勞動成本是個容易說的借口，但并沒有真正得到過切實的證明，而且“最低工資也是一項道德責任”。

貝蒂專門負責在客房折疊熱毛巾。“我以前一直認為最低工資會帶來很大改變，但結果是工資漲了，房租也漲了，食物也漲了，我拿到手的錢確實更多了但還在貧困線上掙扎。”貝蒂說，“不，最低工資沒有改變任何事情，我還是做不到收支平衡。”

但是安妮認為改變正在隨著每一天開始慢慢滲透到人們生活里，工資調高后，她終于擁有了一臺新的等離子電視，還給孩子們買了一個滑梯。

幾個月前，安妮讓她在另外一個州的麥當勞工作的妹妹搬來圣達菲，她妹妹之前的工資是7美元一小時，但在圣達菲同樣職位是11美元小時。

爭議仍在

圣達菲過去十年唯一證明的是，最低工資不能立刻引起任何好或者壞的整體性效果。影響圣達菲經濟和人們生活質量的關鍵問題始終還在于那些真正的結構性的問題：高昂的生活成本、可負擔住房的緊缺、糟糕的公立學校系統、經濟衰退后脆弱的單一旅游業等。

圣達菲是個旅游城市，很多低收入者都聚集在零售業和酒店服務業，且他們中大多都是兼職的年輕人。他們群租公寓，依靠公共救濟，同時打一份以上的工，比如收銀員、家庭護理、保姆、廚師、看門人、服務員等，多數都是女性或者西班牙族裔。在圣達菲拿最低工資的群體中，大多數也是這些西班牙裔群體。

在旅客眼里，圣達菲是一個像明信片一樣美麗的旅游城市，充滿著印第安部落藝術家們兜售的珠寶，遍布著歌劇院、音樂會、畫廊和上等的酒店。

“但是有兩個圣達菲，猶如日與夜的區別”，為圣達菲最低工資條例的通過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前市議員蒙塔尼奧稱，有30%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25歲以上的西班牙裔中54%的人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

今年年初掀起漲薪浪潮的美國其他十三個州，也已經由一些數據證明，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會導致失業。大多數提高了其最低工資的州實際上在其就業水平上出現了增長。

根據來自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這13個州在就業率上出現了0.28%的平均增幅，與之相比，那些保持其工資基準持平的州的就業率漲幅基本為零。

當然，該分析只基于兩個月的數據，其中因果關系還遠未明確。高盛公司的報告指出，雖然目前還不清楚真正的影響會在多久之后表現出來，但是在最低工資增加之后，經濟研究已經普遍地發現其對就業率要么沒有顯著影響，要么只有很小的負面效應。

不過，例如美國餐館協會以及共和黨等依然反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經濟學家們也認為，雖然最低工資標準只波及3%的雇員，但在經濟學上有“漣漪效應”，因為雇主們往往會設立比最低工資高的薪金標準，這仍然會提高勞動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