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縮小貧富差距，并非很多人對我的解讀——單純依靠征收財富累進稅，或者說向富人加稅，教育投資就是一個重要工具。”昨天，托馬斯·皮凱蒂教授帶著他的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在復旦大學發表“財富與收入分配”主旨演講，并在趕赴下一場演講前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有兩個關鍵詞：重新解讀與澄清。

過去一年對皮凱蒂來說真是“人紅是非多”。喜歡他的人稱他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精神導師”，是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崩潰前，“提前預警大家帶好手帕擦眼淚的人”。不喜歡他的人，批評他是以數據博眼球的經濟學界“搖滾明星”，連《資本論》都沒看全。今年恰逢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出版120周年，被套上“新馬克思主義者”頭銜的他，用學術界一種比較公允的觀點來看——他開啟了一個研究新方向，值得研究一番。

記者：你的一個統領理論是通過征收財富累進稅，即通過向富人征收重額的遺產稅等方式，重新分配財富，減少貧富差距。這引發外界的主要質疑是，會不會由此消磨人們追逐財富、創新的積極性，降低效率和競爭力，造成“懶人社會”？

皮凱蒂：完全不會。以美國為例，1930年到1980年，美國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達82%的所得稅，這大概是征收個人所得稅最高點，這種做法持續了半個世紀。這不但沒有遏制美國經濟的增長，相反，美國在1950年到1980年期間的增長速度更是超過了現在。這說明資本累進稅高與經濟增長、社會創新是可以并行的，但條件是指對巨富和巨額遺產征收。

當然，我并不是說征稅是減少貧富差距的唯一解決方案，我認為教育投資就是一種很好的工具。

記者：這一年你很紅，但質疑你的學者也不少。比如，有人認為你的觀點太理想、太天真。諸如比爾·蓋茲這樣的“巨富”跳出來挑你的數據紕漏。對于這些質疑你怎么看？

皮凱蒂：我在書中已經言明，不少數據并非來源于政府，因此并不絕對準確，但這不影響整本書的邏輯和論述。另外，許多人希望我提出對未來的預測，以及相對的解決方案。我必須說，我對歷史數據的總結能力好過我對未來的預測能力。過去15年我和研究伙伴研究了過去300年多個國家的稅收數據，得出一些結論。而如果你們搜集其他數據會得出其他不同緯度的發現，通過我的研究方式啟發大家的思考。我的根本目的不是告訴大家未來唯一的可能性，而是幫助每個人形成自己的看法。因為貧富差距不應該只留給經濟學家，它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記者：在你書中提到，中國是一個和其他國家非常不同的地方，對于財富不均有著不同的意義。

皮凱蒂：按照我目前所得到的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的財富有30%到40%集中在國家手中，這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資本調整自己的戰略，并且調控更為有效，但在過去幾年中，私人財富的比例急劇增長，尤其是集中程度開始增加，這非常值得關注。

對于中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必須研究現在占人口大約50%的中產階層。因為中國處于經濟轉型期，資本在不斷運動。中國和一些新興經濟體必須防止像西方國家那樣，隨著經濟發展，中產階級逐步消減。

在發達國家，比如法國，大革命前并沒有中產階級，90%的財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現在中產階級的財產雖然比過去多了，但全球10%的人財富增長遠高于中產階級財富增長速度，這意味著中產階級的財富在不斷減少。雖然科技創新使近年來中產階級的數量又有回升，但遠比不上財富集聚的速度。中國經濟與歐美和日本的不同之處還在于，中國財富的增加超過了GDP的增長率，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地產泡沫造成的，這在我的書中也有相關研究。

記者：按照你的觀點，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由于財富急速地集聚，使得那些制訂政策的人也永遠都是那些掌握財富的少數人，而不是希望財富分配更均衡的人。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看了你的書后，產生了悲觀的結論。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皮凱蒂：我的書中并沒有那么悲觀。雖然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但是我們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很重要的一點是增加財務等各種信息的透明程度，對于發展中國家和那些新興經濟體來說，增加金融市場和財務政策的透明程度以及信息交流尤其重要。

通過信息的透明使得人們可以研究、回顧政策的歷史和正確地預測未來。如果馬克思可以制訂政策的話，他就不會寫那么厚的資本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