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榮譽院長林毅夫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召開的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題為《中國經濟2015年展望》論壇上表示，中國經濟未來15-20年仍然具有8%的增長潛力，而中期發展的實際增長率將維持在7-7.5%之間。

　　在談到美聯儲加息可能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多大外部風險之際，林毅夫對騰訊財經記者表示，地緣政治風險和全球經濟增速下滑都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但不會打斷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進程。首先，中國正在經歷工業化產業升級，基礎建設發展，城鎮化建設，以及環境保護意識增強，都給中國繼續創造新的投資機會。除此以外，中國儲蓄率相對高，外匯儲備充足，外貿盈余相對大的特點都是中國能夠抵抗外部沖擊的底氣。

　　而在談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時，林毅夫認為，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以發達國家作為參考，成本和風險相對較低，具有后發優勢。而中國過去36年高速發展，創造了“中國奇跡”，就是因為學習了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快速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后發優勢在未來20年依舊適用。

　　以2008年的數據為例，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和美國的比率相當于處在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臺灣地區，或是1977年的韓國。而這些國家在隨后的20年中的GDP均超過7.5%。其中1951年到1971年間，日本的平均GDP達到9.2％，1967年到1987年的新加坡的平均GDP達到8.6%，1975年到1995年間的臺灣地區平均GDP達到8.3％，而1977年到1997年的韓國的平均GDP為7.6%。當發達國家曾經需要依賴高投入來發明完成科技創新的時候，未來15年的中國可以繼續利用后發優勢，維持中高速增長。

　　但是，當前中外學界對中國未來發展預測并非一片向好。林毅夫認為，部分經濟學家對中國持有悲觀預期主要是看到了中國現階段出現的收入分配不公、腐敗、環境污染以及法制不健全等問題，但同時表示，這些問題的出現是由多重原因造成，有些和經濟發展階段有關。

　　就分配不公為例，起源于八九十年代政府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但是重工業資本密集型的要求在當時中國社會資本稀缺的現狀中難以僅靠自主競爭得到滿足，所以政府傾向于對企業進行補貼和保護，以行政的手段壓低生產成本，進行生產要素的配置。但是，當中國進入中高收入國家之后，補貼和保護持續扭曲市場機制，就會出現收入不公以及尋租和腐敗現象的滋生和惡化。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強調深化改革，發揮市場在調配資源中的決定作用。如果改革能夠得以落實，分配不均和尋租腐敗的問題才能在根本上得以解決。

　　而環境污染問題的出現則是和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有關。林毅夫認為，這是中國現階段仍以制造業為主導發展的必經階段，即便是現在的紐約和倫敦也曾經經歷過這一發展時期。而隨著中國進入中高收入國家，在產業升級中向消費型社會傾斜，環境污染問題會逐漸得到解決。同時，在這一過程中，環境法規和政府監督必不可少。

　　面對外界認為其對中國經濟的預測相對樂觀的點評，林毅夫回應道，“過去20年人們都說我太樂觀，但是后來發現我太保守。”

　　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聯合撰寫《中國的奇跡》一書，在第一版中預測，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會在2015年超過美國。而2014年秋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計算，中國經濟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

　　（騰訊財經 康路 發自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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