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科技巨頭的高管們在公共場合講起話來，習慣于擺出哲學家的架勢——“培育同理心”“以技術實現賦權”云云。谷歌公司2015年重組時還煞費苦心地把自己的口號從“不作惡”升級為“做正確的事”。好似在刻意說，直接談生意是不妥當的，容易丟了硅谷范兒。
然而，事實如何呢？《華爾街日報》日前的一則長篇報道很說明問題——谷歌長期經營一個學術研究資助計劃，希望在源頭影響監管決策。報道說，過去10年來谷歌資助了數百篇研究論文，為其市場主導地位所面臨的監管挑戰辯護，每篇論文出資5000美元至40萬美元不等。有那么幾年，谷歌在華盛頓的管理者甚至會擬好學術論文“愿望清單”，包括每篇擬定論文的暫定題目、摘要和預算等，然后再去尋找作者。
這樣的“定向”研究，與其說是學術，倒不如說是隱蔽游說。游說歷來是美國政治中飽受詬病的一部分。如今，一貫持有優越感的科技巨頭們正大舉進入這個傳統游戲。2015年，谷歌、臉譜、亞馬遜、微軟、蘋果這五大科技公司在政治游說上的支出高達4900萬美元。與之相比，美國五大銀行當年1970萬美元的“游說資本”顯得有點寒酸。眼下被曝出的谷歌學術資助計劃，進一步說明美國科技企業的游說技巧正越來越“嫻熟”。
較之于在公眾面前極力塑造的價值關懷，硅谷巨頭們的游說訴求，體現的更多是“市值關懷”。反壟斷、專利、貿易、稅收等相關法規直接影響科技巨頭們的收成，因此也是“游說重災區”。據報道，谷歌出錢資助的所謂“學術”研究，主要是為以下觀點背書——收集消費者數據是享受免費服務的公平交換、谷歌沒有濫用市場主導地位將用戶吸引到自身商業網站或廣告客戶、谷歌沒有不公平地打擊競爭對手……
更有意思的是，《華爾街日報》這則揭露報道的來源是一個名為“問責運動”的組織，該組織是專門反對谷歌的維權組織，接受甲骨文公司等另外一些硅谷公司的資助，而這些公司恰是谷歌的競爭對手。由此足見，為了生意，硅谷巨頭們的心思遠遠不止花在請人說好話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要想讓美國公眾相信華爾街的利益同他們利益一致，已變得越來越難，但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卻依舊被普遍認為是“例外”。硅谷巨頭的游說觸角越伸越廣，充分說明這些科技企業也是逐利的，其首要考慮是自身利益，而非公眾利益。它們之所以被認為“例外”，與其一以貫之的“哲學家式”公關想必有不少聯系。
今天，科技企業帶來的技術進步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生活，但這不能成為硅谷科技巨頭們以“特別”自居、逃避公眾審視與政策監管的借口。早些時候，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文章曾針對彌漫硅谷的“例外主義”心態寫道：“硅谷主要與自己對話”，“硅谷依然躲在一個認知泡沫內，不愿接觸圍繞壟斷、隱私以及與科技相關的就業崗位流失的正當公眾擔憂，更別提自己的文化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大型科技企業在現代社會的系統性影響力日漸上升，打破巨頭們給自己虛設的光環，其必要性更為凸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