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創業大街入口的標志牌上，創業大街聯合黨委的標志赫然入目
優府科技服務有限公司黨支部（拓荒族）在開展黨員交流活動
聯合黨委工作人員為創業者提供咨詢服務
區屬單位工作人員會不定期到創業會客廳值班
基層黨組織是黨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時代在變，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方式、工作方式、活動方式也在不斷變化，其戰斗堡壘的作用也在不斷納新，如今，京城“雙創”氛圍如火如荼，基層黨支部建在互聯網+上，已經成為北京新經濟突飛猛進的內生動力之一，成為科創企業界一道亮麗的風景。
配送站和創業大街上的“黨建模式”
6月14日，凌晨5點，北京石油化工大學康莊校區京東派站點內，一千件左右的貨品剛從京東南城分揀中心運到這里，將這個70平方米大小的配送站擠得滿滿當當。來自河南信陽的站長李龍軍平均每天要監督分揀超過1500件大大小小的快件，但他還有另一個身份，配送站黨小組的組長。
李龍軍所在的小小站點內，一進門抬頭就能看到一塊“黨建示范配送站”的牌子。這個站點的9名員工里，有三名黨員，李龍軍擔任該黨小組組長，隸屬于京東華北配送黨支部。除了日常配送、開業務會，每周他們還要花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利用“京東黨員之家”微信公眾號學習時政新聞。像這樣的黨建示范配送站，在華北區域還有20個。
京東集團是互聯網企業巨頭，一端是以二進制算法組成的無比龐大的線上服務網絡，但另一端卻是來自五湖四海最基層的普通勞動者，這樣一個企業中，黨的建設并沒有因為新型的業態形式而被忽略，相反，幾年來，一個個基層的黨支部黨小組在北京的各個互聯網巨無霸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除了像京東這樣的大型B2C互聯網企業建有黨組織外，中關村創業大街上的中小企業黨建工作也方興未艾，黨建與創業在這里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
上午10點，位于中關村創業大街上的車庫咖啡已是人來人往。在混合著大學自習室和網吧風格的大開間里，擺放著長寬桌，電線板從黑色的天花板上垂落下來，像這樣的創業服務機構在中關村創業大街上共有45家，1500余名機構工作人員的工作都與創新創業有關。
2015年年底，中關村創業大街決定成立聯合黨委，統籌大街各方力量，讓基層黨建工作與創業服務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目前，聯合黨委指導成立蟲洞、車庫咖啡等8個非公企業獨立黨支部，服務大街123名黨員，向入駐街區的創客團隊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在與車庫咖啡比鄰的中關村創業大街“創業會客廳”內，中關村創業大街聯合黨委常務副書記陳洪渭指著那塊紅色打底的黨建宣傳區域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說：“原來這些創客們是一盤散沙，但成立聯合黨委后，大伙的聯系更加緊密。有黨員講，大街黨委讓他們這些北漂黨員不再漂泊。”
基層黨委“牽線”辦實事
6月18日上午8點，京東集團黨委書記、副總裁龍寶正來到了集團位于大興區采育鎮的大件倉門口的掃碼臺，拿起了掃碼槍，成為一名臨時掃碼員。翻箱子、核條碼、掃描，這位京東副總裁為何當起了掃碼員？原來，這是京東集團的“規定動作”：坐辦公室的員工一年至少兩次下基層去做“一線志愿工作”，作為黨員，尤其要發揮帶頭作用，這也是京東黨建的重要內容之一。
而對于創客們而言，中關村創業大街聯合黨委更不是一個虛職。“在聯合黨委的幫助下，我們企業最近解決了一件大事，”氪空間副總裁、中關村創業大街黨委委員董博告訴北青報記者，“我們的辦公室在大街三層，最近要進行裝修升級，但要和大街管理部門、物業、消防等多個單位溝通好后才能動工。”董博把這個煩惱跟黨委反映后，黨委馬上向大街管理部門進行匯報，還與物業、消防等部門的負責人進行了協商，不到三天，氪空間的裝修計劃就被批準了。
此外，黨委還與工商局、人事局、婦聯等16家海淀區屬單位進行合作，這些單位會不定期安排一名負責工作人員到創業會客廳值班，為創客們提供工作居住證、暫住證辦理，以及個人信用報告等生活服務。“前段時間，我們單位有幾個人想辦暫住證，黨委在聽到大家的呼聲后，請來公安局的人告訴大家辦理流程和要準備的文件。”董博說，大家在辦下暫住證后都覺得“受寵若驚”，“原來黨委還能幫我們與政府部門進行對接服務，省去了員工們很多時間成本！”
采訪中北青報記者還了解到，目前，黨委還嘗試讓黨建意識在企業互動中生根發芽。比如，當有新企業入駐創業大街后，黨委會召集創業成功的黨員舉行經驗分享會，告訴新企業如何更好地對接政府、防范創業風險，還會介紹新企業負責人走進優秀企業了解各項工作的運轉經驗。
“企業席位制”解決流動黨員關系問題
北青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論是京東這樣的大型互聯網企業，還是集中了多個創新企業的中關村創業大街，兩者在基層黨建工作中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轉入黨組織關系的黨員少。
京東有10730名黨員，僅2309名黨員的黨組織關系轉到了集團黨委內；中關村創業大街有123名黨員，只有30多人的黨組織關系轉到了黨委。究其原因，互聯網企業人員流動性強，不少人認為黨組織關系轉接的手續較為繁瑣，轉不轉無所謂。
京東集團黨委書記、副總裁龍寶正舉例說，以一名外地黨員轉入集團黨委流程為例，該黨員從原黨支部、上一級黨委、所去地黨委組織部等開具的證明和介紹信至少4件，“這一圈下來，從原黨支部到新黨支部，得走4步。”
此外，人員流動性強給兩家單位的黨建工作帶來了一定挑戰。針對大街創客流動性強引起的黨員關系難以轉入大街、企業黨員人數不足無法成立黨支部的情況，中關村創業大街聯合黨委首創了“街區企業席位制”。“大街共有45家創業服務機構，8家成立了黨支部，還有37家企業不具備成立黨支部的條件，我們讓這些企業的負責人成為席位制的成員，和黨支部的書記一起參加黨建活動。”陳洪渭解釋說，這樣能將基層黨建工作全覆蓋，更好地向創業者們傳遞黨的方針政策。
京東集團黨委也提出了自己的解決對策，將在冊與非在冊黨員統一納入集團黨委管理，按照部門、區域納入黨支部，共同參與組織生活。
此外，針對黨員關系轉接手續較為繁瑣的問題，龍寶正也有著自己的思考：既然網絡科技這么發達，將來能否利用互聯網，直接進行黨組織關系轉接？“比如，只要到基層黨支部開個證明信，甚至用手機拍個照片，直接傳到我們集團黨支部，實現原黨支部與現黨支部的無縫對接。”
困惑和思考：黨員管理拓展到移動端
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時，京東黨員王琳向記者展示了手機里的京東內部客戶端，客戶端設有“京東黨建”一欄，點開后即可看到自己的個人信息頁面。系統顯示，王琳6月份應繳納的黨費為50元。她點擊繳納按鈕之后，鏈接直接跳轉到了京東的支付平臺，通過扣除電子錢包里的余額，十秒鐘就完成了黨費的繳納。
目前，京東集團有超過12萬名員工，在全國共建立了154個黨支部，其中基層配送條線黨員約有1800人。在這里，黨員有自己獨立的賬號，可以通過電腦端和手機端完成在線學習、黨費繳納等黨務活動。
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些制度設計問題，還不能單純依靠技術解決。根據黨章第一章第四條規定，黨員具有“行使表決權、選舉權，有被選舉權”。而行使以上權利的前提，則是必須在正式組織關系所在的黨組織。也就意味著，盡管京東8421名流動黨員被納入了集團黨委共同生活，但在集團內的黨支部，他們只能參與一些常規的活動，無法參與表決、選舉和被選舉。
對此，龍寶正希望能夠有一些制度安排的保障，以更加充分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對話
組織關系和勞動關系不在一處的黨員有三種情況
（對話人：北京市委黨校原黨史黨建部教師元躍旗）
北青報：新興的“互聯網+黨務”的黨建模式，這對今后黨建工作有何啟示？
元躍旗：互聯網黨建工作應該接地氣。目前中組部非常提倡的做法就是“支部在網上，黨員在線上”，利用各種新媒體手段，將黨員組織在一起，開展黨的相關學習活動。通過這種新形式，把黨建工作與人們的社會生活相結合，方能使黨建工作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北青報：目前很多互聯網企業的黨員組織關系和勞動關系不在一處，這在全國也是一個尷尬的現狀，該如何對這些黨員進行有效管理？
元躍旗：目前非在冊的黨員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持臨時組織關系介紹信的非在冊黨員，能夠證明其黨員身份，但組織關系還在原黨組織。那么現工作單位的黨組織應當對其進行黨員教育和管理。
第二類是口袋黨員，即未到流入地報到，將組織關系介紹信裝進口袋，自行留存，使流入地、流出地黨組織無法掌握其自然情況的黨員。近幾年基層組織加強了這方面的工作，情況已經好了很多。
還有一種情況，他既不是口袋黨員，也沒有開具臨時組織關系介紹信，那么其勞動關系所在的黨組織，就應該進行人員梳理，摸清組織內到底多少是在冊黨員、多少是非在冊黨員，將非在冊黨員當成正式在冊黨員來看待，明確其政治身份和地位，提高其政治意識，按照黨員的標準去要求他，對其進行管理和教育。
北青報：按照黨章規定，黨員同時享有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然而非在冊黨員在現黨組織內，并不享有該三項權利，這一矛盾該如何解決？
元躍旗：這也是一個普遍性的難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標準去解決。現在有少部分黨組織賦予了非在冊黨員這三項權利，但是嚴格來說是不規范的。所以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非在冊黨員將組織關系盡快轉到現工作單位，讓黨員的權利得到更加充分的保證。
內存
基層黨建變遷簡史
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經過九十多年的發展，截至2016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8779.3萬名，黨的基層組織436.0萬個。回顧黨員隊伍吸納對象的變遷歷程，黨員隊伍的發展壯大，與黨組織合理吸納黨員、正確制定黨員管理制度密切相關。
1921年建黨前后—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
這段時期，黨員的吸納標準以強調擁有階級覺悟和積極獻身革命為核心，主要從工人、知識分子、農民等群體中吸納先進成員入黨。
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新中國成立后，黨員隊伍的發展從以革命為主轉向以建設為主。出于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建設的需要，重點強調在工人階級發展黨員的同時，繼續在機關、學校等單位吸納知識分子入黨，同時注重在少數民族中發展黨員。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二十世紀末：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定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堅定不移地發展生產力。這段時期，知識分子成為新時期黨員發展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個體勞動者也可以入黨。
進入新世紀：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規定除了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都是黨員的發展對象。此時，各類私營企業主等新興社會階層也能被吸納入黨，黨組織在各類新經濟體中遍地開花。
2006年以來：
中共中央辦公廳2006年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流動黨員管理工作的意見》，流動黨員可持證在外出所在地或單位的黨組織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交納黨費，但不享有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010年以來：
由于網絡和智能手機快速發展，將“支部建網上黨員連線上”，得到了中組部的肯定。（記者 李夢婷 蔣若靜 李澤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