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走紅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走進院線，獲得很高評價。 牛 瑾攝
最近，接連被身邊的朋友拉著看了幾部片子，《我在故宮修文物》《我們誕生在中國》《生門》《河西走廊》，無一例外都是紀錄片。朋友說，如今的紀錄片已成年輕人追捧的“網紅”，無論是身邊的世界還是遠方的家園，它都能用一種全新的視角，帶你發現真實。經了解得知，我國紀錄片去年總產值超過52億元，同比增長12%。
說實話，現在的紀錄片與曾經留給大眾的“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來”那種刻板印象已截然不同。正因為如此，探訪當下我國紀錄片市場的真相十分必要。
走進院線
臥龍竹林，將近40℃的潮熱空氣里，大熊貓媽媽美美和女兒丫丫過著溫馨甜美的生活。然而，隨著女兒一天天長大，離別的氛圍開始籠罩著它們……這是由陸川執導的《我們誕生在中國》里講述的一個故事。當郭婷坐在影院里的大銀幕前與這個故事相遇時，她的心被觸動了。“原來，紀錄片不都是枯燥的，它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色調。而且，在電影院里看紀錄片，這種色調會變得更加濃烈。”郭婷說。
沒錯，目前已經有很多部紀錄片走進了院線，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像郭婷一樣，通過大銀幕感受著紀錄片的魅力。據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中心發布的《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共上映12部紀錄電影（含1部引進片），票房合計約8292萬元。雖然這一數字算不上驚人，但仍然顯示出傳統紀錄電影的票房在大幅增長。據研究報告課題組負責人、北師大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介紹，2014年至2016年，國產傳統紀錄電影的票房分別是1815萬元、3163萬元、7795萬元，同比增長74%和146%。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紀錄片比劇情片更需要大銀幕。“紀錄片是用藝術化的語言表達現象級內容，所以特別注重色調，其最終想要呈現的效果只有在大銀幕上才能顯現得更加充分。”有著將近10年從業經驗的中經全媒體總編輯李遠告訴記者，紀錄片的投資往往都不小，僅靠電視頻道是無法收回成本的，這也是紀錄片必須走進院線的原因之一。“既然走進院線，就要遵循市場規律，用講故事的手法將素材重新包裝。國外成熟的紀錄片市場都會將固定的影院排片份額留給紀錄片，大抵也是因為其在講故事上做得比較到位。”
除了走進院線，前兩年對“商業”還諱莫如深的紀錄片行業從業者，如今紛紛借助網絡重塑起紀錄片的生產方式和營銷方式。比如，紀錄片《自然的力量》制作方在彈幕網站開設直播間，主創人員與觀眾實時互動，分享臺前幕后的故事，吸引數十萬粉絲參與；比如，李遠和她的中經全媒體把公司制作的紀錄片在電視臺播放后再碎片化處理，變成1分鐘、3分鐘、5分鐘的微紀實作品，或在朋友圈轉發，或上傳到視頻網站，使其成為網絡社交資源。
翻開李遠的朋友圈，看到不少這方面的內容。她說，很多人也是通過她的朋友圈慢慢了解然后愛上紀錄片的。“產業化的紀錄片在我國有著廣闊發展空間，為此，希望國家給予的扶持政策再多一些、進入影視市場的準入門檻再適當降低一些，我們爭取早日做出紀錄片領域的大IP。”李遠說。
走向國際
近年來，有關中國及中國故事備受國際社會關注，一些國產紀錄片在海外頗受青睞。前面提到的《我們誕生在中國》在全美上映期間，美國影評網“爛番茄”給出了83%新鮮度的試片評價，遠超同時期上映的其他影片；英國BBC播出的《中國春節——全球最大的盛會》，述說春節風俗、各地美食與喜慶氛圍，向海外觀眾展示文化中國，受到熱捧。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海外紀錄片也把鏡頭對準了中國。比如，法國文化頻道ARTE播出的《孔子》、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播出的《秦始皇陵的驚天秘密》、澳大利亞Foxtel歷史頻道播出的《改變世界的戰爭》、韓國KBS電視臺拍攝的《超級中國》，等等。
這其實說明，我國可供挖掘的紀錄片素材是豐富且多元的。在李遠看來，我國五千年的優秀文化分布廣闊，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生的巨變又讓世界震驚，這些都成為全世界紀錄片人取材的寶庫。“我參加國內紀錄片論壇時發現，很大一部分是外國嘉賓。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期間，我遇到一位意大利的圈內人，聽說我在做與多彩民族有關的紀錄片，他很感興趣，與我討論交流后提出，希望我們能以提供素材的方式開展合作。因為他覺得，目前中國大多數紀錄片的表達還無法適應國際市場。”
的確，世界不缺少中國故事，缺少能講述中國的好故事。在中國元素越來越受到國際關注的背景下，如何對中國故事合理表達，成了紀錄片領域發展的關鍵。對此，中經全媒體藝術總監劉典有自己的觀點。
劉典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紀錄片攝影專業，據說該專業只在1986年招收過唯一一批學生，所以劉典算是我國紀錄片行業難得的科班出身。雖然在校期間學的是技術，但多年來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積累下來的經驗告訴他，紀錄片是用來發問和發現的，不是用來作結論的。我國當下不少紀錄片還是高高在上地說教，別說走向國際，在國內市場都很難立足。“還有一部分純粹是創作者在孤芳自賞，獨自咀嚼著身邊的小悲歡，還很可怕地把小悲歡當成大世界，根本沒有去想怎么把故事講好，又如何被大眾接受呢？”
劉典覺得，內容上植根于中國元素、形式上開拓創新、技術上與國際接軌，兼具藝術性與人文內涵，才是中國紀錄片具備國際化競爭力的有效途徑。“這是‘走出去’的過程，所謂‘走出去’，是指走向國際市場，而不是打入國際市場。若是‘打入’，有可能一味迎合國外喜歡的方式，比如怎么落后怎么表現、怎么土怎么來，但這絕對不是真實的、全部的中國。走向國際，我們必須帶上對中國文明的自信。”
走出困窘
當有些人欣喜于中國紀錄片正在走紅的一系列細節時，還有一些人抱著謹慎的態度，希望業界不要過早得出“中國紀錄片迎來火熱夏天”的結論。南京華朔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導演祁少鵬就是謹慎派的一員，在他看來，人才緊缺是當下亟需突破的困窘。
“紀錄片人才培養周期長，綜合素質要求高，行業同時面臨人才培養和人才流失兩方面困境。當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觀看紀錄片作為一種時尚，這其實也在要求紀錄片制作和運營團隊中能有更多年輕人補充進來，滿足新生代受眾的觀賞需求。但很遺憾，我們還沒有做到用源源不斷成長起來的新鮮人才支撐紀錄片產業的發展。”祁少鵬告訴記者。
或許，有人會說，智能設備和剪輯軟件的普及不正在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紀錄片人嗎？祁少鵬覺得，這句話說對了一半，因為紀錄片是對真實的記錄，它不僅需要紀錄片人具備專業技巧，還要具備一定的個人修養和思想境界，要觀察生活、勤于思考，這實際上是一道很高的門檻，不是每一個會用智能設備拍攝、會用剪輯軟件剪輯的人都能達到的標準。
“更重要的是，紀錄片的制作是個苦行當，很多年輕人吃不了這個苦。”祁少鵬說。他給記者看了一段描述白唇鹿的紀錄片，記者很想知道能有多苦、也很好奇這是怎么拍攝出來的。“大自然中的四季輪回以及可愛的動物演員們，沒有一個是拍攝時可以隨意操控的，我們只能跟著它們的節奏走。一個白唇鹿出鏡5秒鐘的鏡頭，我們都可能是從1個星期的拍攝素材里剪輯出來的。”他給出的答案讓人吃驚。
據祁少鵬說，當我們在為人才發愁的時候，國外不少紀錄片導演已經有了更精細的分工，拍人文類的就不觸碰自然類的內容。同樣，拍自然類的也絕不跨界人文類的內容。其實，這又道出了我國紀錄片發展中的另一種困窘——缺乏全產業鏈意識。
一直以來，我國紀錄片行業都沒有太大的盈利意識，投資與營銷等環節分工不細。如今，數部“網紅”作品的出現，讓一些本土紀錄片品牌開始冒頭，在過硬的內容生產之外，如何打通前期宣傳、個性化服務、后期發行、對外輸出甚至之后的衍生品開發等眾多環節，也成了他們前進道路上必須打破的瓶頸。
在謹慎派看來，上述一系列困窘的存在正說明我國紀錄片市場還未到夏天的火熱。“站在市場的角度，還沒找到明晰商業模式的我國紀錄片還是個羸弱的孩子，眼下并不適宜被直接推到市場上去拼搏。所以，還希望國家相關部門、民間機構、媒體能攜手扶持其長大。”給出這番建議的劉典，與祁少鵬一樣，覺得我國紀錄片需要慢慢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