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專家說，過去十多年，工資實現了較快增長。但果真如此嗎？
數據顯示，近兩三年，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勞動報酬占國民總收入（GNI）的比重雖然從2008年的48.5%回升到2013年的51.1%，但并沒有達到歷史高點，2000年為53%，1994年為54.6%，甚至在80年代中期，這一比重曾高達60%。
好一個“較快”增長，專家的語言藝術真是杠杠的。
按理說，發展成果理應人民共享，發展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增進人民福祉，如今既然經濟發展了，為什么不能給老百姓多漲點工資，多增加些獲得感和幸福感？
再說了，現在經濟處于下行期，消費成為發展重要動力，國家一直提倡擴大內需，消費升級，提振經濟，可是各地又在紛紛降低工資漲幅。這不是互相矛盾嗎？
工資為啥漲得慢？
從長周期看，改革開放初期至今，我國勞動報酬長期在世界處于偏低水平的狀況沒有改變。雖然本世紀初曾有過曇花一現般的較快增長，但由于過去欠賬太多，基數太小，又沒有在總體分配結構上進行調整，只能是相對、短期和補償性的，工資上漲缺乏后續的制度性保障。
近幾年經濟發展換擋變速，許多行業發展面臨困難，在高速增長期被掩蓋的粗放發展問題，如今一一顯現，成本高，效率低，而本該繼續上漲到合理水平的工資，反而成了“替罪羊”，上漲的勢頭生生被按了下來。按照工資漲幅要與經濟運行主要指標相銜接的說法，如今的現實合理性也沒有了。
除了大環境變化造成的慢，不同地域、行業間的分化愈發明顯。
2015年，就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而言，增速最低的地區中部（8.6%），比最高的西部（11.9%）低了3.3個百分點；增速最低的行業采礦業（-3.7%），比最高的教育行業（17.7%），在2014年基數差別并不是太大的情況下，低了21.4個百分點。同為辛辛苦苦工作的勞動者，工資差距咋就這么大呢？
為什么有的行業就能漲得又快又容易呢？看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在2014年基數已經破10萬元的基礎上，還漲了11.1%。還有金融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專家不是說工資增長應與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匹配嗎？去年的經濟增速是6.9%，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增速是6.6%，那些遠超兩項指標的行業又是如何做到自帶光環的？
這固然與當前互聯網相關行業處于發展風口、一些行業固有優勢較強等有關，但如果困難行業普通勞動者的工資福利水平還這么龜速地增長，對優勢行業過快增長的工資水平不及時調整，只會讓社會貧富分化更嚴重，埋下更多社會矛盾的引子。
工資上漲為什么這么難？
過去幾十年, GDP的蛋糕越做越大，可為什么工資想漲得快點就這么難呢？
先來看看固有的分配體制。1995年到2014年間，絕大部分年份，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占GDP比重遠遠低于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GDP比重，懸殊最大的2011年達9.08%，后者幾乎是前者的兩倍。
1996年到2004年的19年間，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在大部分時候都沒有跑贏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
國家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理解，但發展經濟說到底是為了改善民生，增加百姓福祉，既然國民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為什么只給財政多分，卻不能給老百姓多分些？二者無論從比重還是增速來看，差距都如此之大，難免有與民奪利之嫌。可是想真的改革固有分配機制，涉及各方錯綜復雜的利益，比漲工資本身還要難得多。
把工資水平保持在較低水平恐怕還有另一層考慮。當初為了加速原始積累，勞動力被人為壓低，形成了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優勢。為了繼續保持這種優勢，或者不讓優勢太快消失，工資也不能漲得太快。甚至有一些人主張，經濟邁向新常態，需進一步壓低勞動力成本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相關部門決策時是否受此影響，還真是不好說。
對于企業來說，當然也有難處，漲工資這件事，根本不是給員工工資卡上多打些錢就完事了，背后的隱性成本也要隨之提高。按目前的社保費率計算，企業單在員工的五險一金繳費費率就超過35%。給員工每多漲點工資，就要多繳納一大筆社保費。
企業要減負，工人要漲工資，怎么辦？
漲工資這么難，就算漲了，你就真的守得住嗎？除非你跑得過CPI，跑得過GDP，逃得過股災，在房價起飛前買過房，別人攛掇你買高額P2P時沒動心，否則，工資還沒捂熱又打水漂了。
今年年中，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曾發布《中國勞動力成本問題研究課題報告》，其中提到，中國在過去37年間，人均GDP增長了約20倍，而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約13和14倍，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分別有30年和26年低于GDP增速。
收入多年沒跑贏GDP，究竟怪誰？原因很多。下一步該怎么做，更得好好琢磨。
對于企業來說，想減負，別凈盯著咱那點工資，關鍵還得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對于決策和治理者而言，既然知道企業成本過高，附著在勞動力上的社保費率以及制度成本等綜合性成本都高，那就趕緊著手改善民生、為企業減負、提振經濟，統籌設計好了才能兼得。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一直是本屆政府努力的目標。多為更多普通勞動者增收，讓他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范圍，使其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匹配、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匹配，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同時要完善老百姓資本收益渠道，工資收益和投資收益都能健康增長。至于某些專家建議的，繼續通過人為壓低工資、壓低消費的方式來保持經濟競爭力的老路子，還是堅決拋棄的好。（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46期 霍青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