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魯比尼：世界經濟是否正在重演2008年危機？

最近我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回到了2008年的狀態，迎來了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與衰退？

對此我是斷然否定的。但是，全球金融市場近期的混亂程度可能比2009年來經歷過的任何波動及風險規避時期都要嚴重。其原因在于如今全球的尾部風險（Tail risk）至少有七類源頭，遠非僅僅一個因素，而其中包括了歐元區危機、美聯儲“削減恐慌”、希臘或將退歐、中國經濟硬著陸等，這些問題近年已經引發了經濟波動。

第一，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擔憂及其可能對股票市場帶來的沖擊、人民幣貶值等問題再次席卷而來，令人憂心忡忡。盡管比起硬著陸，中國經濟更可能在著陸時遭遇顛簸，但受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和資金不斷外流的影響，投資者依舊十分憂慮。

第二，新興市場面臨嚴峻的挑戰。他們面對著全球性“逆風”（中國經濟放緩、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結束、美聯儲終結零利率時代）。許多企業正走向宏觀性失衡，例如成對活期存款賬戶和財政赤字，同時還面臨著通貨進一步膨脹和經濟增速放緩的問題。大多數企業并未進行結構性改革來刺激低迷的潛在性增長。此外，貨幣的疲軟也導致過去十年里累積的數萬億美元債務實際價值增長。

第三，2015年11月美聯儲終結美國零利率時代的做法很可能是錯誤的。增長疲軟、通貨膨脹水平下降（受油價進一步下跌影響）和更加嚴峻的金融形勢（因美元走強、股票市場回升及信用差價擴大造成）正威脅著美國的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

第四，許多醞釀中的地緣政治危機瀕臨爆發。或許，最直接的不確定性源頭就是可能出現長期冷戰，并夾雜著中東地區各方勢力之間的代表性沖突，其中以沙特阿拉伯遜尼派和伊朗什葉派之間的爭端為甚。

第五，石油價格下降導致美國乃至全球股票市場大跌，信用差價劇增。在中國、新興市場國家和美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這或許預示著全球需求減少而非供應增加。

油價疲軟也會使在美國股票市場中占據巨大份額的能源產商受到沖擊，導致能源凈出口經濟體及其所有者、國有企業和能源公司的信用損失，并可能造成其拖欠債務。由于規則的限制，市場做市商無法注入流動資產以降低市場波動性，因此，在風險資產價格修正方面，每次重大沖擊都會變得更加嚴重。

第六，世界銀行受到較低投資回報的挑戰，這是以下因素造成的：自2008年起新規定得以落實到位，威脅擾亂已然艱難的商業模式的金融技術得以崛起， 負利率政策的運用日益頻繁，不良資產（包括能源、商品、新興市場、脆弱不堪的歐洲借款公司）的信貸損失增加，以及一些人在歐洲發起運動，讓銀行債權人“自救”來承擔債務，而非用有限的國家援助來幫他們擺脫困境。

最后，歐盟以及歐元區是今年的原爆點，歐洲銀行面臨著挑戰。難民危機可能會導致申根區協議的終結。加之其他國內問題，也可能導致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所領導政權的終結。

另外， 英國退出歐盟的可能性越來越高。而由于希臘政府與歐洲債權人又一次處于對立面，希臘“退歐”危機或將卷土重來。左翼民粹主義黨派與右翼民粹主義黨派在歐洲的勢力正在增強。因此，歐洲正面臨愈加嚴重的瓦解危機。最糟糕的是，歐洲周邊也不安全。戰火不只在中東燃起，也蔓延到了烏克蘭——盡管歐盟多次試圖促成和平。而同時，在從波羅的海到巴爾干半島的歐洲邊境上，俄羅斯也變得更加積極。

過去，尾部風險更具偶然性，增長恐慌的程度不高，并且應對政策有力、高效，因此規避風險用時較短，資產價格也能恢復到之前的高價（如果沒能達到更高的話）。而如今，潛在的全球尾部風險有七大來源，全球經濟也從無活力的擴張（正增長加速）轉向減緩增長（正增長減速）。這將導致風險資產（股票、商品、信貸）價格在世界范圍內進一步下降。

同時，阻止并逆轉實體經濟和風險資產間惡性循環的政策進展緩慢。由于過多依賴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這一政策組合并非最理想的。事實上，貨幣政策越來越不按常規出牌，這一點從一些中央銀行改為推行實際負利率的做法可以看出。而這種不合常規的政策弊大于利，因為它們可能損害一些銀行及其他金融公司的盈利能力。

金融市場經歷了兩個月的慘淡光景。三月，全球股票等資產可能會出現壓抑后的反彈。一些主要央行（中國人民銀行，歐洲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情況得到緩解，而其他銀行（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則需等更長時間。但全球尾部風險的七大來源中一些問題的頻繁爆發將在今年剩下的時間里對風險資產十分不利，全球增長也將缺乏活力，這與前七個月的情況截然不同。

關于作者：

努里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兼Roubini Global Economics主席。

（編譯：陳芊芊 編輯：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