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wǎng)2月6日電（信蓮）據(jù)《華爾街日報》報道，針對美國律所Robbins Geller Rudman & Dowd LLP對阿里巴巴提起集體訴訟，指控該公司未披露在去年9月上市前與中國國家工商總局的會面一事，其打贏官司的可能性較小，且理論上該律所發(fā)起的集體訴訟存在很多障礙。
律師們稱，這家律所打贏官司的可能性較小，并且可能是理論上的，因為阿里巴巴在風險披露文件中已明確指出，執(zhí)行美國法院對該公司判決存在障礙。Robbins Geller未回復置評請求。
工商總局于1月28日發(fā)布了一份白皮書，指出阿里巴巴存在允許旗下平臺銷售假貨以及收受賄賂等不當行為。白皮書還表示，為了不影響阿里巴巴去年9月份的IPO，工商總局推遲發(fā)布了這份報告。證券法專家們認為這種形式的監(jiān)管表達不同尋常。律所Pierce Atwood LLP合伙人及證券法律師斯蒂爾(Jack Steele)說，基本上承認為了不影響公司上市而推遲發(fā)布報告，從一個監(jiān)管者口中聽到這種表態(tài)非常罕見。
對于這份報告發(fā)布的時點，律所Milberg LLP律師拉多(Andrei Rado)表示，報告涉及的事實是可疑的。
工商總局隨后從網(wǎng)站撤掉了這份白皮書，否認是一份白皮書，只是會議記錄，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工商總局公布報告的當天，阿里巴巴的股價已經(jīng)下跌逾4%，第二天在公布了令人失望的盈利報告后，該公司股價又下跌近9%。
證券法要求對重大信息予以披露。拉多說，檢驗投資者是否關心某事的方式之一就是看在這件事披露后股價是否下跌，如果下跌，就表明這事對投資者有一定的重要性。
在責任判定方面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阿里巴巴的IPO團隊是否知道些什么以及什么時候知道的。律師事務所Pierce Atwood LLP的合伙人兼證券律師斯蒂爾(Jack Steele)說，要想成功索賠，就要證明他們知道即將發(fā)布一份報告。
阿里巴巴執(zhí)行副主席蔡崇信否認知道此事，他在1月29日的一份聲明中稱：“我們第一次看到這份“白皮書”的時間，是昨天當工商總局把“白皮書”刊登在其網(wǎng)站上的時候……我們在此清楚地告訴各位，阿里巴巴并沒有要求工商總局延遲公布任何報告。”阿里巴巴的發(fā)言人說，除了已經(jīng)發(fā)布的公開聲明外，沒有更多情況需要說明。
一位要求匿名的接近阿里巴巴的律師說，與工商總局的討論是否應該作為風險因素明確提及是可以商榷的，但他指出，在風險因素的界定方面，律師和高管有很大的裁量余地。
斯蒂爾指出，阿里巴巴IPO之前進行的風險披露非常全面，工商總局后來在白皮書中提出的擔憂也有提及，包括賄賂行為，風險披露甚至表示阿里巴巴曾被美國貿易代表指稱為臭名昭著的冒牌貨市場。斯蒂爾稱，考慮到阿里巴巴在這一方面的坦白態(tài)度，他不認為阿里巴巴曾經(jīng)因為擔心可能損害到股價而隱瞞與工商總局的談話。
Milberg的拉多指出，證明阿里巴巴曾有所隱瞞并非易事。雖然取證程序可以讓他們接觸到相關文件，但這類案件的取證并不容易，必須針對事件提出具體的申訴理由。
而且即便他們能夠證實他們的指控，阿里巴巴的可變利益實體結構（簡稱VIE）也是發(fā)起集體訴訟的又一個障礙。正如IPO前的風險披露提到的：投資者在保護自己利益時可能遇到困難，而且由于阿里巴巴在開曼群島注冊，所有的業(yè)務實質上均在中國開展，多數(shù)董事以及所有高管都居住在美國以外的地區(qū)，投資者通過美國聯(lián)邦法院來保護自己權益的能力可能有限。
必百瑞律師事務所(Pillsbury Winthrop Shaw Pittman LLP)中國業(yè)務主管蘇唐明(Tom Shoesmith)稱，這些風險不是在開玩笑。雖然多數(shù)證券類集體訴訟最終會以和解收場，但如果針對阿里巴巴這類公司的訴訟最終由法庭裁決，訴訟當事人也將面臨巨大的障礙，因為在采用VIE結構的公司中，資產(chǎn)掌握在中國經(jīng)營的公司手中，而外國法庭的裁決無法在中國強制執(zhí)行。他得出的結論是：你可能會贏了官司，但是除非你能在美國找到可以執(zhí)行裁決的資產(chǎn)，否則就只能自認倒霉了。
在美國，證券類的集體訴訟本身已經(jīng)面臨巨大障礙，很難上升到給一家公司帶來麻煩的程度。障礙之一是找到足夠多的投資者簽名。許多初步行動──就像Robbins Geller 1月30日發(fā)起的行動──只有一名在冊投資者作為原告。
另外一個障礙是法官必須先確認一個案件為集體訴訟，而這需要原告證明有足夠多的受害者并且他們具有共同利益。
（編輯：田阿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