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0月9日電（信蓮）據BWCHINESE中文網10月9日報道，就在幾十年前，瑙魯（Nauru）還通過大規模出口鳥糞礦物化石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而如今，這個國家卻處在破產邊緣。
9月30日，瑙魯政府警告稱，由于美國對沖基金向法院申請凍結瑙魯設在澳大利亞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的賬戶，國家將面臨破產。
這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源自于美國對沖基金Firebird Global Master Fund向法院申請的一紙判決。這家對沖基金聲稱，瑙魯政府欠他們3000萬澳元（約合2600萬美元）。
該國財政部長David Adeang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法院表示，基本上，如果沒有資金進入國家的銀行賬戶，那么瑙魯共和國政府將無法運行。
上世紀80年代末，瑙魯政府曾在日本金融市場發行過武士債，其中一位買主正是Firebird Global Master Fund。不過，隨后瑙魯政府發生了主權債務違約。這家對沖基金因此將瑙魯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凍結對方的銀行賬戶并索賠。
同樣，阿根廷政府此前也因美國對沖基金逼債而面臨二度主權債務違約危機。
不過，瑙魯自身的國情略有不同。該國曾遭到長達一個世紀的殖民主義剝削，還歷經一波礦業繁榮潮。評論員們表示，瑙魯如今的困境和破產危機體現出的是該國自1968年獨立以來歷屆政府的管理不善。
David Adeang還稱，政府有可能無法支付公務人員薪資，無法維持國家的醫療和其他基本的公用事業服務正常運轉，除非其在西太平洋銀行的賬戶解凍。他還補充道，該國建立的拘留中心也將面臨電力供應中斷的風險。
瑙魯的拘留中心用以接納1200名尋求澳大利亞庇護及難民身份的人。這些人基本是偷渡到澳大利亞的“尋求庇護者”，他們被羈押在這座大樓內，等待澳政府審查他們的避難請求。
瑙魯政府目前正尋求撤銷判決，稱其設在西太平洋銀行的賬戶擁有豁免權，因為他們是擁有主權的國家，而非商業實體。
不僅如此，瑙魯政府還在尋求撤銷一家日本法院在2011年做出的判決：向Firebird Global Master Fund賠償其因持有瑙魯債券而發生的損失。
一位澳大利亞商人David Argyle也稱，他因持有瑙魯國債，所以瑙魯欠他750萬澳元。
那么，瑙魯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
瑙魯是一個國土面積僅為21平方千米的島國，居民總數僅為1萬人。這個島國陷入的困境來自于采礦行業的繁榮發展，這個行業為其創造了龐大的財富，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和環境問題。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瑙魯曾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國家之一，原因是當時市場對磷酸鹽的需求大幅增長。
在經濟狀況表現良好的時期，瑙魯政府購買了一支由波音737客機組成的機隊，還購買了一些船艦和國際酒店。
另外，瑙魯還成立了一只信托基金，將來自于采礦行業的財富進行投資。有報道稱，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這只信托基金的價值超過了10億澳元（約合8.7億美元）。
但是，當磷酸鹽資源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陷入干涸狀態以后，這個島國開始變得債務纏身，大多數的信托資產都被變賣。將近三分之一的適齡工作人口處于失業狀態，而且由于飲食結構不佳的緣故，瑙魯人的糖尿病和肥胖癥發病率在全球名列前茅。
悉尼大學地理學教授約翰?康奈爾（John Connell）稱，瑙魯陷入當前的形勢是個悲劇，并指出這是歷任政府領導人在多年時間里都未能采取正確的開發政策而造成的。
“他們通過出售磷酸鹽的方式變得富有，但在花錢的問題上卻不夠明智。在當時的繁榮時期，人們不再從事漁獵工作，也不再上學和接受高等教育。”
他指出，磷酸鹽采礦活動搜帶來的環境惡化問題意味著，瑙魯的土地已經無法支持大量的農耕活動；從長期來看，大規模移民可能會是島上居民的唯一選擇。
目前，瑙魯政府的收入依賴于地區性容留中心，這些容留中心在2012年重開，負責處理尋求獲得澳大利亞避難身份的避難者。
根據曾向瑙魯提供開發貸款的亞洲開發銀行作出的估測，在截至2014年6月底的一年時間里，瑙魯政府收入達到了9950萬澳元（約合8690萬美元），與容留中心重開以前的一年相比增長了兩倍。
亞洲開發銀行在今年的評估報告中寫道：“瑙魯面臨著許多嚴重的開發挑戰。這個國家幾乎沒有私營部門，也幾乎沒有適耕地，而且新鮮水源有限、債務水平極高且政府收入來源也很有限。”
作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對沖基金的經理的最佳選擇，是打擊那些最為脆弱，最容易被擊垮的民族國家的貨幣體系。這樣的民族國家具有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規模較小。無論是泰國、香港、馬來西亞，還是新加坡、菲律賓、韓國甚至印尼，其GDP(1996年)分別是美國的2.5%，2.1%，1.4%，1.3%，1.1%，6.6%和3.1%；其M1(1996年)分別是美國的3.3%，6%，1.7%，1.8%，1%，4.9%和2.6%。
如果一個金融市場的交易規模較小，對沖基金的一定量的貨幣就可以對價格產生較大影響；或者如果想達到一定程度的對價格的操縱，在較小的貨幣體系中，可以投入較少的資金，從而減少籌資的成本。
第二個特點是，這些備選對象的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存在問題，如通貨膨脹和貿易逆差。例如，除了新加坡，1995年或1996年，泰國、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和印尼的貿易赤字占其GDP的比重分別為7.9%，11.6%，4.8%，2.4%，7.4%和3.1%。
第三，這些國家的企業或政府的財務狀況存在問題，如利潤率下降，資產負債率過高，以及存在債務風險。
在不少東亞國家，由于采取模仿和學習的戰略，市場風險較小，多采取債務融資的方式，導致了資產負債率處于較高水平；又由于這些國家政府多采取聯系匯率或固定匯率政策，使多數企業沒有有關外匯的風險意識，從而沒有對自己的外匯債務進行套期保值。
這一切，使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從1997年初開始，成為了對沖基金的最佳攻擊目標。
應該承認，沒有對沖基金的攻擊，東南亞國家存在的上述問題也會得到市場和政府的調整。但這種調整會緩和得多。作為政府，它會小心翼翼地調整利率或出臺適度的財政政策，調整匯率或關稅率，以使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恢復平衡。
然而，由于不適時地開放了金融市場，不僅使不夠慎重的短期債權債務大量增加，更因為外匯貸款的涌入導致國內貨幣政策失效，使得政府失去調整本國經濟的手段。
而對于對沖基金來說，對它們最有利的，不是對金融市場各種價格的微調，而是劇烈地動蕩。因此，它們發起了攻擊。
盡管在進行明顯的攻擊之前，對沖基金及其“盟軍”要進行戰略上的鋪墊，關鍵的步驟還是在某一金融市場(多是外匯市場)上，以大量拋售的方式影響價格，使之朝著投資策略所預期的方向劇烈變化。
在這時，或者政府會保衛現有的外匯制度，用提高本幣利率的方式和入市操作的方式進行干預(如泰國政府起初所做的那樣)；或者放棄固定匯率制(如巴西等政府)。
在前一種情況，利率的提高會導致股市的下跌；在后一種情況下，本幣會大幅度貶值。無論出現哪種情況，只要對沖基金的策略預見到了，就可以獲得收益。但這樣做的結果從兩個方面給該國的實質經濟帶來損害。
第一，對沖基金的成功就是其它一些企業甚至是政府的損失。它們的損失可能直接使這些機構從財務上就陷于破產；
第二，幾個金融市場的價格(匯率，利率，股票價格)是企業和其它經濟組織進行正常運轉的重要參數，當這些重要參數發生變化后，經濟機構的資產與負債的結構完全被打亂了，以至會在實際生產能力仍很健康的情況下變為財務上無法生存的組織。
例如，本幣的貶值等價于外匯債務的突然增大；利率增高則引起財務成本上升；而股票價格的下跌則會使那些以其它公司股票為資產的企業的資產縮水。
一旦一些企業或金融機構的到期債務無法清償，其它沒到期的債務也就變成了到期債務，導致它們走向破產。
企業破產同時意味不能清償所有債務，這就會導致它們的一些財務狀況較差的債權人也走向破產，從而引起連鎖反應。大量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破產，從兩個方面加重著危機。
從實質經濟角度看，企業破產意味著原來被組合在一起的生產要素的解體，實際生產和服務的運轉的中斷，直接就是社會產出的減少；
從貨幣角度看，企業尤其是金融機構的破產，債務的清償，以及不能清償的債務帶來的對信用的破壞，會導致整個社會通貨緊縮，因為我們知道，大部分貨幣就是由債務構成的；
在另一方面，因本幣貶值而出現的大量資本外逃，也加劇著本國的通貨緊縮，因為在資本自由流動(或不完全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外國貨幣已經構成了本國的貨幣供給的一部分。
實質經濟的破壞會繼續對已經惡化的金融市場產生影響。企業虧損增大和企業的破產直接會影響股市價格的下跌；本國經濟的削弱又會進一步引致本國貨幣的貶值。進一步惡化的金融市場價格參數又會使企業雪上加霜。
通貨緊縮減少了本國的總需求量，惡化了企業的市場環境，從而進一步打擊了實質經濟。就這樣，金融市場與實質經濟之間形成了一個不斷惡化的正反饋過程，使一國經濟迅速跌向谷底。
在極端的情況下，貨幣體系和實質經濟的崩潰，會導致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甚至會導致一國(甚至是“大國”)的政府財政破產。
可以看出，只有當對金融市場價格的擾動引起對實質經濟和貨幣體系的破壞時，這些價格才會向對沖基金期望的方向持續地跌落。
因此，被攻擊的國家被破壞得越嚴重，對實施攻擊的對沖基金越有利。其結果，是在對沖基金與民族國家之間的一次財富再分配。
從分配的公正性角度看，如果我們認定對沖基金的這種行為接近于壟斷，那么它所獲得的收入則近乎壟斷利潤。
正如經濟學界所公認的那樣，壟斷利潤是一種不公正的財富再分配。這種不公正不僅被理解為對一部分人的損害，而且具有這樣的性質，即獲益方是以整個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損失為代價的。操縱價格的壟斷行為不僅破壞市場信號，而且破壞市場制度本身，而制度是整個經濟的公共物品。
由上述分析可以推論，表面看來公平的貨幣交易，可能會導致既損害效率、又破壞公正的結果。如果我們注意不同貨幣之間的重大區別，注意運用貨幣進行交易的不同方式，我們可以發現，貨幣交易可以變成一種掠奪的手段。
美元作為一種世界貨幣，可以成為操縱其它貨幣價格的手段。借助于金融衍生工具，先進的信息技術，以及現代信用體系，對沖基金可以獲得比以往的成本低得多的貨幣。
用這種成本更低的貨幣去操縱市場，從一般居民或企業手中劫掠走成本較高的貨幣，就如同用一般貨幣去操縱一個特定商品的市場，從中獲取暴利一樣。
（編輯：涂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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