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公私合營伙伴計劃（PPP）能否最終降低財政成本、提高社會福利，關鍵取決于市場主體是否享有充分的監督權利。而在我國，這一點恰恰是相當欠缺的。

魯政委告訴中國日報網，PPP模式詞匯似乎是新的，但其實在我國其實早已應用。比如，亞洲開發銀行2008年發布的《公私合營手冊》就是以橫跨上海黃浦江的一座大橋為封面的，國內見諸最廣的PPP機制則莫過于有民間投資參與的收費高速公路建設、運營；而在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下簡稱“全會”）中，也多處進一步打開了未來運用PPP的廣闊空間。

全會指出：在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在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方面，要“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要“推廣政府購買服務，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在健全城鄉一體化發展機制方面，“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

魯政委認為，凡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中的“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等，其實都屬于PPP可能參與的范圍。

魯政委向中國日報網表示，衡量PPP機制成功與否，可以從財政和社會福利兩個角度來看。從財政角度，主要是看PPP機制是否能降低財政的支出負擔？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主要是看PPP機制是否能提高社會福利水平？

從是否能夠降低財政支出負擔的角度，無論是政府付費還是使用者付費模式，都無疑能夠降低“當期”政府支出和政府負債率；但是，如果是政府付費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反正錢總是要出的，差別只是一次總付還是分期付款），則最終能否降低財政支出負擔就取決于PPP運營效率是否更高？

從能否提高社會福利的角度，關鍵也是在PPP與完全由政府提供兩種模式之間，成本孰高孰低、服務孰優孰劣的問題，這歸根結底，也要取決于 PPP的運營效率是否更高？

那么，什么才是保證PPP營運效率的關鍵呢？魯政委認為，關鍵是要讓每個消費這種服務的主體，都能夠享有監督權利，而這一點，在我國恰恰還是非常薄弱的。

（來源：中國日報網 何旖旎 涂恬 編輯：王思寧）